給中國的一封情書

 2018/08/19 20:24  艾略特·扎格曼 《讀者》  (1,342)    

剛剛過去的周末,差不多是我來中國的10周年紀念日。算起來,我在北京竟已工作了整整8年。也正是在這個周末,我離開了北京,離開了中國。不過這次的離開和此前的每一次“小別”有所不同,這一次,我并沒有定好回來的時間,因為我覺得,現在是時候回國休息了。

對我來說,中國是豐富多元的,或者說,她絕不僅僅只有令人感到神秘的一面。每一個我所生活過的地方都在提醒我,這個國家是美麗的;我在每一個我所認識的中國人身上,都看到了這個國家對他們的激勵。所以,與其用簡單的正面或負面的詞語去概括,我倒是覺得用“魔力”二字更能描述當今的中國——既令人栗栗危懼又讓人心馳神往。

今天,我要寫一封情書,一封致中國個體精神的情書。

成 長

大約是在4年前,我的一位朋友問我是否愿意給她的一位正在經商的朋友教英語。當這位商人朋友來到我家時,我不得不承認,他的形象與我所預想的樣子大相徑庭。他身材略微發福,個頭不高,50歲上下,皮膚黝黑,衣著普通,留著寸頭。與其說是商人,倒不如說,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更像一個農民。

他的英語很糟糕,即使是一些非常簡單的單詞,他的發音也十分離譜。他的嗓門非常洪亮,不夸張地說,當他發音時,周圍10個住戶都聽得到。那次課結束的時候,他說他就住在我家附近,只要我有時間,他隨時都可以過來學英語。

在之后的兩年里,他幾乎每天都會來我家,要么是一大早,要么是大晚上。而他之所以外表像農民,也是因為,從某種程度上說,他確實就是農民。他的家鄉在內蒙古的一個小村莊,他小時候家境貧寒。不過,雖然生在貧寒之家,他還是順利考上了大學,主修甜菜種植專業。畢業后,他進了一家糖廠工作,收入雖然不算高,但也達到小康水平。但就在他35歲左右的時候,那家糖廠關張了。就像當時中國北方的許多下崗工人一樣,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生計一瞬間沒了著落。

好在這種看不到出路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太久。很快,他從朋友那里得到消息,他的歐洲同行們正在使用一種高質量的甜菜種子,配合上改良后的種植技術,甜菜的產量將得到顯著提高。

于是他下定決心,將自己微薄的積蓄拿出來,購買了一批新種子。他本希望把這些甜菜種子賣給糖廠,但大部分糖廠讓他吃了閉門羹。好在他懂農民。他決定把這些種子直接賣給農民,然后再教授他們新的種植技術。

漸漸地,他的努力為他打出了聲名,而糖廠老板也開始對這個當年看上去并不起眼的“推銷農”投來更多關注。后來的事情就簡單了,隨著他年復一年兢兢業業的努力,他的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功,而他自己自然也是賺得盆滿缽滿。

他后來告訴我,他第一次來找我補習英語那天,是他第一次和別人說英語。不過,雖然口語糟糕,他的英文閱讀能力卻令我嘖嘖稱奇。我后來發現,這個神奇的現象背后的原因,是他一直在反復閱讀一本有關甜菜種植方法的大部頭英文著作。那本書學術性很強,為了能讀懂,他幾乎把書的每一頁都做了筆記,整本書幾乎都被他翻爛了。

我教了他兩年英語,這兩年間,他從一句英文都說不順的“學渣”,慢慢進化成了能講一口流利英語的學霸,而且你要知道,他學英語的時候已經50歲了。學成之后,他開始滿世界旅行,不過他也沒忘了我,還會經常來找我聊天。盡管他的音量跟剛開始學英語的時候相比已經低沉了不少,但距離“悄聲細語”4個字還差得很遠。

不過我并不在意,他已經成為我很好的朋友。我還給他起了個綽號——考慮到他主營的業務、我們之間20多歲的年齡差距,以及他的富翁身份,我直接稱他為“Sugar Daddy(糖爸爸)”。

我講這個故事,主要是想告訴大家,我在中國期間所見到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常態是:他們有著充足的動力去提高自身,他們渴望成長并且愿意學習。一個35歲的失業工人竟能白手起家,二次創業?一個年近半百的人竟會下定決心,學習英語?他只是去做了,所以他成功了。

在中國的這幾年,我所遇到的最重要的人所教會我的是:好奇心、邏輯思維、終極目標感,所有這些都要比自尊和驕傲更重要。

目 標

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,我自然也和美國大多數人一樣,從小到大一直都接受本國的愛國主義教育。我們被告知,我國的政體卓爾不群,因為我們的國家賦予我們以自由。

這句話聽起來確實沒什么錯,但我所理解的自由卻并非這個意思。自由絕不僅僅是某個政府或是某部法律所賦予人民的權利。舉個簡單的例子,在北京的8年時間里,每一個步行回家的夜晚都不會讓我感到恐懼,我也不會去擔憂自己可能會遭遇什么不測,但我在紐約和芝加哥的朋友就沒有這種感覺了。而在我看來,讓所有人都遠離這種恐懼也應該是“自由”二字的應有之義。

說到自由,我不得不提一下中美兩國在這方面的區別。

在美國,自由的內涵和外延相對恒定。在一個可見的未來,你大抵知道自己能做什么,不能做什么。但中國就不一樣了,在這里,自由的概念更加“波動”,如果你想要自由,你就必須要學會如何去找到它。這么說可能有些抽象,不妨用一句中國人都很熟悉的話來講——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對策”。我覺得用這8個字來形容中國的自由,實在是再貼切不過了。

這類故事有很多,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我的中文老師給我講的那個。他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,他說他十幾歲的時候特別喜歡聽國外的搖滾樂。不過他聽的光盤和磁帶與我聽過的不同,他聽的是打口碟和打口磁帶。

不只是我的中文老師,在我的朋友圈中還有不少人聽過打口碟。而且神奇的是,雖然那個時代距離現在已經過去了20多年,但我還是能從這些年近不惑的中年人身上清楚地認出,誰聽過“打口音樂”。而且我發現這些人幾乎都有一個關鍵特征:精神獨立。

這種精神上的獨立是從他們在各自職業的打拼中看出來的,他們中有的是藝術家,有的是媒體人,當然也有老師、學者和工程師……有一位浙江的企業家就正在用這種獨立精神來打造他的企業,他說他的目標是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,改變他所在的城市,繼而改變中國、改變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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